主题报告（二）            

本环节由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吴宏耀教授主持，南开大学法学院朱桐辉副教授、365bet国际娱乐周洪波副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董坤副研究员作了主题报告，四川大学法学院马静华教授进行了评议。          

报 告 人：朱桐辉                                            

主题：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解释与实效            

  南开大学法学院朱桐辉副教授作了题为“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解释与实效预测”的报告。他首先指出，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证明标准条款，一方面对什么是证据“确实、充分”用三项具体要件进行了细化，并明确引入了具有高辨识度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方法和要求，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该条款却很遗憾地将有助于指明判断要害的“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之间”模糊为了“综合全案证据”，这可能使可操作性努力功败垂成。其次，他用“房屋各个关键部件应当完备，才称得上是合格的房子”的借喻阐述了，把握和判断证明标准，离不开对证明对象的完整把握。而刑事案件尤其要求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全部事实和相关程序事实都有高可信度的证据支持，证据链要闭合。因此，新条款第一项细化规则就是待证事实的规定——“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是非常可取和科学的，有利于抑制侦查人员在证据搜集上“偷工减料”，抑制冤假错案。再次，他提到，2010年公检法司等五部门发布的《办理死刑案件规定》曾在其证明标准条款中（第五条）明确到，要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来分析证据、认定事实，以判断结论是否唯一。首次在高位阶的生效规则层面承认了经验规则在证明标准判断中的重要性，值得坚持和在新法中引入。但新法的证明标准没有出现，也较为遗憾。接着，他指出，证明标准的判断，其实没有一定的、僵化的规则。把握好证明标准，还需要在刑事诉讼立法、司法、法学共同体建设乃至刑事诉讼法的教学方法和培训模式等诸多环节，进行实效化和实证化努力。接着，他也坦诚相告，至于新证明标准的实效究竟怎样，现在还没有答案。但这一关乎新《刑事诉讼法》落实的关键问题，值得各位青年才俊及实务骨干重点关注，值得用各种科学方法予以测量及分析，以逐步提高该规则的科学性及可能的可操作度。最后，他又特别呼吁了实效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实效研究成本高、困难大，但立法、司法、学术及法学教育等方面都不应放弃这一努力。          

发言人：周洪波                                            

主题：中国刑事证据法的法解释问题            

365bet国际娱乐副院长周洪波副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刑事证据法的法解释学问题”的报告。他首先对法治思维与法解释学作了简要论述，认为法治思维是运用法解释学的前提，而法解释学的运用能够带来立法的逻辑性与简约性，提升规范的可适用性。接着，他阐述了对证据法解释的重要性，并对我国目前证据法存在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梳理，同时对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起诉和证明标准的相关条文作了解读，进而提出这些条文在起诉标准的表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定罪标准相同，这样会导致诸多弊端。他列举了两个实例——美国齐默尔曼案和李天一案——对比论证了起诉标准应低于定罪标准的观点。最后，他针对性地提出了三条操作建议:(1)紧紧抓住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的限定定语“人民检察院认为”；（2）在对犯罪事实的心里确信度上，掌握比法院的低：基本确信犯罪；（3）确信是基于：有犯罪痕迹证据，准备犯罪和善后处理的痕迹证据。          

报 告 人：董坤                                          

主题：定案的根据——刑事证据概念的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董坤作了题为“证据、定案的根据——对《刑事诉讼法》第48条的解释”的报告。他认为，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48条出现了三处“证据”，但其表述不尽相同。48条第一款的“证据”意在强调证据的功能，即“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是对刑事证据内容的解释，暗含着证据的关联性；第二款处的“证据”则通过列举八项证据种类，意在强调证据的法律形式，体现了证据的法规范属性。第三款中出现的“证据”则综合了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证据内涵，是证据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只有在内容上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且在形式上符合法定要求的是证据，此时的证据必须经过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审查，确证属实后才能最终作为定案的根据。                

评议人：马静华            

本环节的最后，由四川大学马静华教授对上述三位学者的精彩发言进行评议。他首先对董坤老师的报告作出点评，认为董老师就定案的证据从证据法的角度来作出了解释。同时，马教授也发表了自己对证据的一些理解。他认为，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证据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进入诉讼程序的证据，也就是诉讼证据；另一种是作为法官支撑判决的依据，即定案证据。这两种证据存在包含关系，诉讼证据更广，而定罪证据更窄。为什么从诉讼证据到定案证据会出现一种诉讼过程的递减呢？马教授认为存在以下原因：其一，从进入诉讼过程中的证据来看，对它的要求不是太高，只要有一定的证明性与相关性即可。其二，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建立了法定证据规则和证据裁判规则之后，对定案的证据的要求越来越高。在通过这两套规则的严格过滤和筛选之后，能够作为定罪的证据的范围必然越来越窄。所以，证据的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十分确定不移的概念，而是随着诉讼的进程而变化的。接着，马教授谈到了周洪波副教授和朱桐辉副教授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在这两位学者所作的看起来并不相同的主题发言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即关于刑事证明标准或者证据法对刑事程序的影响。从周教授的发言中，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他提到了刑事证据法的解释对审计制度的影响，同时还对审判动态化的程序影响。而朱教授从刑事证据证明标准的角度，对目前我国的证明标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与见解。马教授认为，一定程度上，周教授的解释回应了朱教授的质疑。准确地说，周教授认为证明标准的不同、证明方式的不同、证明证据方法的不同，会直接带来对刑事程序的重大影响，包括使庭审程序、审级关系甚至是庭审程序中的证据方法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从书面审的裁判逐渐过渡为以言词性的审判为主要方式。同时还存在裁判主体发生多元化的变化，即从过去的职业裁判逐渐转向以经验理性作为裁判依据的陪审员裁判。最后，马教授认为，这样一种主观化的证明制度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朝着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方向，将会对未来主观化的证明程序和主观化的诉讼程序带来重大影响，同时也会对诉讼中每一个环节所涉及到的公民参与、司法公开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