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报告（三）            

本环节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程雷副教授主持。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吴洪淇副教授、厦门大学法学院陆而启副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孙远副教授作了主题报告，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张青松律师进行了评议。          

报 告 人：吴洪淇                                            

主题：非法言词的解释：权力格局与语词之间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吴洪淇作了题为“非法言词的解释：权力格局与语词之间”的报告。他认为公检法机关对非法言词证据解释上的互相冲突是一个历时性的、不断演化的过程。通过引入芝加哥学派的管辖权冲突理论，可以对公检法三家作为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三个行动主体在不同阶段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不同解释方案的基本逻辑进行描摹与解释。非法言词证据的客观化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在解释的过程中，语词涵义的确定更多是让位于利益的逻辑而非语词本身的逻辑。政治大环境、机关本身的利益关注乃至个案中的情境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解释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报告人：陆而启                                            

主题：逻辑倒错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个案解释            

厦门大学法学院陆而启副教授作了题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个案解释的逻辑倒错”的报告。他认为，我国“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种结果控制，而不是过程控制，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被解释为将非法证据当庭“从程序上予以排除”是一种逻辑倒错。一方面，将非法证据排除于程序之外只不过是让同类证据脱下了“非法”外套或者换了一个“合法”马甲而已。另一方面，侧重于将非法证据不可采的特征在判决书之中进行说理，并进一步通过将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转化为证明力规则的减等适用才可能真正让被告人得实惠。          

报告人：孙远                                              

主题：“补正与合理解释”：从瑕疵治愈说到法规范目的说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孙远副教授作了题为“‘补正’与‘合理解释’——从瑕疵治愈说到法规范目的说”的报告。他通过对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中所讲的“补正”和“合理解释”进行分析，认为目前学界代表性的观点“瑕疵治愈说”针对“补正”和“合理解释”的界定混淆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强化了“侦查中心主义”倾向，而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真正建立事实上产生了阻碍效果。应当从法规范目的出发，重新界定“补正”与“合理解释”的含义。他从法解释论的角度出发，运用“法规范目的说”的解释方法，得出“补正”应指对真实性疑问的进一步证明，而“合理解释”则是针对取证行为之合法性以及证据应否排除两个层面问题的法律论证。他进一步认为采取“法规范目的说”可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并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完善开辟道路。          

评议人：张青松            

 在上述三位学者的报告结束之后，来自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的张青松律师对他们的精彩发言进行了评议。他说道，法律解释包括司法解释、立法解释和学理解释。孙远副教授强调法律解释要以学理解释为立场，而其他两位学者关注的是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基于解释立场和看法的不同，他们所谈论的问题就难免有些分散。首先，吴洪淇副教授谈论的是非法言词证据的解释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是没有体系的解释，属于不规范的解释。在这一点上，张律师非常认同，并结合自己作为一名刑辩律师在司法实践中的经验，简要发表了一些看法。他个人认为，对于一部法律，为什么解释、在什么时候解释以及怎样去解释等这些问题，应当是基本法学理论早已解决了的。但是反观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几乎是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同时颁布。他认为无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都是对法律颁布以后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比如对法律的适用理解不明进行解释，而不是法律还没有实际适用就已经有了解释。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正如吴教授所说，是各个司法部门博弈的结果。接着，张律师对陆而启副教授的发言作了总结：陆教授分析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个案解释，他通过案例分析，阐述了法律解释在实践当中的一些问题。对此，张律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究竟是应当单独作出还是时候作出；二是已经排除的证据是否应当随案移送。然后，他阐述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和此次新《刑事诉讼法》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不尽人意的修改，以及自己对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些建议。最后，他认为，如果不以落实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目的，任何的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如何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张律师提出了两个原则：其一，必须遵循刑事诉讼程序可视化的解释规则；其二，必须要对违反程序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后果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