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进品法官（左）在办公室接待慕名找他咨询法律问题的当地村民（2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 摄

　　新华网昆明3月2日电（记者 刘娟）他是当地最有学问的“秀才”。有着4年法学理论专业素养的他，毕业后选择回乡，在无量山深处少数民族聚集区域扎下根来，就再也不愿意离开。

　　他是全县最善于用民族语言办案的法官。身着制服，脚穿胶鞋，长年行走在山路上；背着国徽、拿着条幅，用民族语言互致问候，为山区百姓执掌法律公平。

　　他喜欢在情理范围内用法的精神推进乡土社会进程。年近不惑的他，没办过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却化解过数千件“鸡毛蒜皮”的纠纷，理顺了辖区内各民族的家长里短。

　　18年间，云南省南涧彝族自治县公郎法庭庭长龙进品，这个扎根云南基层法庭时间最长的大学生法官，把自己放在了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是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志向，坚定地投向大山

　　与36岁在家务农的弟弟龙进忠相比，龙进品的肤色同样黝黑。不同的是，他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穿着一身藏蓝色制服，让这个有着乡土气息的农家子弟，身上透着一股儒雅。

　　1989年夏天，龙进品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学，成为公郎镇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全村热闹起来，就像在过年。

　　家庭的贫困，让龙进品的求学之路倍感压力。母亲长久体弱多病，靠着父亲在工地上背水泥挣钱，龙进品才得以完成4年大学学业。

　　4年后，龙进品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与“人往高处走”的世间常态不同，龙进品决定回到家乡工作。不久后，他被分到最基层的马鹿田法庭。一年后，调入公郎法庭。

　　这个决定，让很多人看不明白。“在成都读了那么多年书，现在回到村子里，这个大学怕是白读了。”那时，乡亲们窃窃私语。没有解释，没有犹豫，龙进品回来了，一头扎回到了无量山脚下的公郎法庭。

　　这是大理州最南边的法庭。龙进品依然记得，1994年初到这里时，只有5间土木结构的小平房，1部手摇电话机，3张办公桌，4把椅子，还有开庭时给当事人坐的8个小凳子。

　　那时，农村人缺乏法律意识，当地很多人常常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酿成命案。“在中国，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越是需要法律，越需要公平正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从龙进品心底升起。

　　龙进品决定，通过自己的力量，给冲突更好的解决方式；通过自己的调解，避免更多的惨剧发生。这一做，就做了18年。

　　作为龙进品的同龄人，公郎镇党委书记李晓华回忆说，龙进品回乡那个年代，能够在县里工作的本科生很少，到乡镇去更是罕见。18年中，南涧县法院六成左右的工作人员，曾经在公郎法庭与龙进品做过同事。待得最长时间的，与龙进品共事了7年。

　　同事们像流水，来了又走了。龙进品却像个铁钉，钉在了公郎法庭。直到2010年11月，龙进品一直是这个法庭唯一的审判员。

　　近三年来，龙进品每年办案100多件，一个人承担了南涧县法院近四分之一的民商事案件；18年来，他办理过1200多个诉讼案件，从立案、审判到执行再到接访，他什么都得管。

　　“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在这个地方土生土长，回来还能给家乡做点贡献。”龙进品说，“虽然公郎法庭物质条件困难，但一样的办案，对我来说差距不大。”

　　心房，深情地贴在法的脉搏上

　　龙进品法官（右）到村里为村民现场调解民事纠纷（2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 摄

　　乡镇法庭的法官注定办不了扬名的“大要案”。更多时候，法官们需要离开法庭，走村串寨，送法下乡。

　　背着沉甸甸的国徽、拿着红艳艳的条幅，提着审判时支在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前面的铁牌子，2月27日一早，龙进品带着两名工作人员要下乡办案。

　　驱车来到距离公郎镇3公里处214国道旁的一片田地，大独木村64岁的村民徐兴英状告同村的56岁村民杨光亮侵占0．3亩水田的案子要进行现场勘验。

　　徐兴英认为杨光亮往自己这一侧移动了大石头的位置，侵占了自己三分农田；杨光亮指着大石头辩驳，这么大这么重的石头，哪里是说挪就能挪呢？

　　跟随着这两个村民，龙进品在田间走来走去，仔细聆听着双方的争执。公郎法庭的工作人员拿出卷尺丈量地块大小，拿出相机在田间拍照取证。

　　勘验现场持续了一个小时，双方当事人决定坐下来谈一谈。在山坡上，找到几根还算结实的芦草，龙进品把国徽端正地挂了上去，随行的工作人员杨梅和沈武斌把红色的条幅展开，整齐地挂在国徽的下方。

　　一个简易的露天巡回法庭形成了。搬来四个石头，摆上牌子，审判员龙进品、书记员杨梅、原告的代理人徐兴昌和被告杨光亮围坐下来。没有“惊堂木”，没有威严的审判席，4个人就围坐在这片田里，开始断案。

　　18年来，类似在这样的巡回法庭上，龙进品让数千件小纠纷小矛盾就地化解。为使巡回审判取得更好的普法效果，龙进品把每次下乡办案，都看作是一次以案说法的绝好机会。

　　“其实农村的矛盾纠纷很类似，大多是土地纠纷，相邻权纠纷。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原被告双方的亲属也都会来听审。我就利用审判的机会给大家讲解法律，告诉他们是非对错，再有类似的纠纷，大家就知道如何处理了。”龙进品说，刚开始办案时，他没有经验，认为法官就是坐在法庭上，很威严，“不管行不行，我就判决了”。

　　后来，龙进品逐渐认识到，这样不行。“你给他一份判决，他看不懂。需要你逐字逐句念完再解释，他或许才能理解。”在此后的巡回审判中，公郎法庭辖区的山山水水，成为龙进品融合法治理论与乡土习惯的“试验田”。他发现，在农村，坐在高堂上的断案方式行不通，效果不好，最好是到田间地头、到当事人家里去聊聊。

　　于是，龙进品每年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下乡办案，把大量的时间用在消除无形的诉讼中。18年来，他负责主审的1200多件案件无一错案、无一超审限、无一上访缠诉，70％的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所有案件，做到了双方当事人胜败皆服气。

　　太阳从无量山边升到了正当头，调解持续了两个小时，中午时分原被告双方心平气和地离开了。在这片田地的巡回法庭里，虽然没着法袍，法官们也像普通山民一样，裤管上沾满尘土，可他们的心房，依然贴着法的脉搏，挂在草秆上的国徽，朴实中透着威严。

　　他的脚步，踏在化解基层矛盾的小路上

　　龙进品法官（左）到村中为村民调解民事纠纷（2月26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 摄

　　在公郎法庭一楼的接待室内，翻开卷宗，龙进品电话联系一个案件的双方当事人。

　　卷宗材料上，原告留了两个手机号码，被告没有留联系方式。龙进品拨打原告的号码，接听者是原告亲戚，说是找不到原告；接着，他打电话给被告所在村的村委会主任，请他帮忙找点人去寻找被告。

　　经过多次努力，龙进品依然没法联系上原被告。

　　有电话时尚且如此，没有任何通讯方式的上世纪，他们办案全靠两条腿走下去，送法下乡。18年走坏了多少双黄胶鞋，龙进品说不出个准数。

　　在群山环抱的凹地上矗立的公郎法庭，辖区包括公郎、小湾东、碧溪三个乡镇，辖区面积540多平方公里，共有449个村民小组和360个自然村。

　　1994年，龙进品来到公郎法庭之后，当时的交通工具仅为一辆自行车；后来，法庭有了一辆摩托车；再后来，有了一辆北京吉普车。直到去年，法庭才有了一台新轿车。

　　龙进品说，公郎法庭辖区98％都是山，要通知一个当事人都很困难，每个案子都要亲自跑着去找。很多地方没有路，自行车、摩托车和轿车根本没法通行。现在条件稍好一点，但乡村公路大多路段晴通雨阻，轿车不一定过得去。

　　在他看来，最靠谱的方式还是走路。就这样，他靠着自己的两条腿，18年间，走遍了辖区内九成以上的村子。

　　“现在交通便利些了，路比以前好走了，也不太伤鞋了。”龙进品说，很多案子都要到案发地去开庭，有些寨子走路还要走一天。

　　为了方便群众，龙进品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走乡串寨、进村入户，东家劝解、西家调停成了他工作中的常态。渐渐地，他成了调解高手，许多别人化解不了的纠纷，他几句话就能解决问题。

　　龙进品说，他最乐意看到的是，有了纠纷的百姓，通过自己的调解，化解并消除矛盾，最终握手言和后离开。

　　价值，体现在老百姓竖起的大拇指上

　　龙进品法官（右）在下乡办案的途中，遇到了他10多年前办理一起案件的当事人、木家湾村彝族妇女李阿柄（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 摄

　　端上大叶茶，捧上高粱酒。

　　听说龙进品来到了村子里，公郎镇板桥村38岁的彝族村民自祁凤迎到了家门口。

　　两碗自家酿造的红高粱酒，敬给了随同前来的杨梅和沈武斌。“龙法官是回族，不喝酒，就喝上一杯茶水吧”。自祁凤笑呵呵地递上茶水。

　　公郎法庭辖区内多民族杂居，共有汉、彝、回、白、苗、布朗等14个民族，少数民族占人口总数的68％。少数民族中又以彝族居多，回族次之。

　　在公郎，如果不熟悉、不理解当地各民族风俗习惯，法官的工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龙进品深受少数民族同胞的喜爱，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公道人”，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会少数民族语言，能和少数民族群众打招呼、拉家常。他是全县会用五种少数民族语言办案的法官。

　　“学点少数民族语言，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才能真正为群众解开心里的疙瘩。”于是，在彝族的火塘边，在回族的经堂旁，在白族的院落中，在布朗族的阁楼上……常常可以看到龙进品用民族语言攀谈着、消除纠纷和分歧的一幕。

　　18年的努力，龙进品逐渐收获了辖区内各民族老百姓的口碑。德高望重的南涧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沙云说：“虽然我年纪大，但文化没有小龙高。小龙代表的是文明、是法治，许多事情我都要和他商量。”

　　彝族汉子李国旺竖起大拇指说：“都说少数民族的工作难做，只有龙庭长‘彝得通，苗得通’，因为他总是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

　　正是通过一个个公正的判决和一次次耐心的调解，龙进品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彝族群众过火把节，邀请的第一个贵客就是龙进品；白族人家里办喜事，也把他请为座上宾。

　　龙进品喜欢这种被信任的感觉。

　　信仰，化身为一辈子的山乡守候

　　龙进品法官（右）在下乡办案的途中，遇到了他10多年前办理一起案件的当事人、木家湾村彝族妇女李阿柄（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 摄

　　没有厨房，家具简陋……在公郎法庭二楼最左边的一个铁门内，是龙进品去年乔迁过来的新家。在此之前，龙进品一家三口蜗居在老法庭三楼楼梯边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那时屋顶浸着雨渍，墙角长着青苔。他8岁的儿子，只能睡在阳台上搭建的小床上。

　　作为县上为数不多的法律专业人才，18年间，龙进品不乏升迁调动的机会。南涧县法院多次想调他到院机关工作，被他回绝了。“我熟悉这里的情况，百姓也信任我，我能为老百姓做点事情很高兴。”龙进品的理由很简单。

　　然而，在去留之间，龙进品失去了更多——他错过了条件更好的工作机会，失去了单位福利分房的机会，失去了给儿子创造更好教育环境的机会。

　　在儿子卧室的三层简易书架上，一摞摞摆满了龙进品的各种荣誉证书和获奖绶带。这些红色的小本本和小丝带，在这个简陋而干净的房间中，显得尤为醒目。

　　“这些荣誉证书能给你带来什么？你还能够坚守吗？”记者问龙进品。

　　没有犹豫，龙进品说，自己只是全国基层法庭最普通的一分子，还有更多和自己一样的乡土法官，坚守在各自的阵地上。“一个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时间长了，就会舍不得这块土地，更舍不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我的根就在这里。”

龙进品熟识这片土地，他已然根植于这片土地中，血液中流淌着乡土的芬芳。

转自：http://news.sina.com.cn/o/2011-03-04/162822053978.shtml